原标题：【国君宏观】全球产业链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上）：贸易战走向的两个边界
中美贸易战演化到现阶段，一个核心问题是“边界在哪里”？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指出，存在两种视角下的两个边界：
a、阶段边界：我们要更多地用“政治事件驱动”的视角去看阶段政策边界。除了特朗普自身的政治策略，其对华政策的方向还受制于本土的政治压力，这是“两党执政”的体制决定的，具体体现为来自于、左翼阶层的诉求、声音与表达。在“选票”体制下，这在重要的“选举”节点就体现得尤为重要，这就决定了阶段边界：包括2018年中期选举、2020年的连任竞选等。
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前是个重要的“窗口”。我们此前通过对“摇摆州众议院选情”的判断，分析了短期“阶段边界”。
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中美贸易战的博弈将进入到更加复杂的中期局面。贸易战下美方有短期、中期、长期三重逻辑。
说贸易战的中期博弈逻辑复杂，是因为与短期（2018年11月前）相比，牵扯到政治、经济的双重互动。
在2018年中期选举过后，2020年大选到来之前，如果美国经济下滑，贸易战的经济损失将借由选票体制（具体通过、左翼在国会的力量等）转化为政治压力，进而是否会转化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对华政策的修正是个重要问题。
从目前的基本判断来看，这不会带来“大方向”的转折，但是会有节奏的变化。这又分为两个阶段，2018年底到2019年年中以前（中选刚过，连任大选还远）；2019年年中以后（逐步临近2020年连任竞选）。前后或出现节奏的变化。
b、中长期边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对中美核心问题的认知上—经济、产业关系更多是互补，还是竞争，这决定着中美贸易战甚至中美关系走向的大边界。
对于贸易战，有三个问题，根源；大战略；正确的战场、战术。对这三个问题逻辑一致的认识构成了两条线。“根源”问题是“为什么”，即是，或不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修昔底德之战？这是问题必然性、或然性的判断。
如果认为经济、产业赶超中感受到的侵略、威胁占主导，那是一场迟早要来的修昔底德之战。反之，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可能是不同的结论。因此，全球产业链上中、美位置与关系的判断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核心基础之一，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贸易战走向的中长期边界。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一国如果对外政策发生重要改变，我们特别要关注它是否认为其核心利益遭受损失，以及将通过怎样政策改变维护其核心利益。
此次中美之间贸易战就需要判断美国核心利益为何？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后，无论美国采取扩张还是收缩战略，一直掌控着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的霸权。这样的霸权被用来支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美国达成其目标的重要工具。这就是美国自己所定义的核心利益。
霸权的两大支柱，一是强大的军事实力，二是从未旁落的经济领导地位。其军事实力已从武器装备的尖端技术发展，逐渐变为可利用信息技术在作战系统的层面制服对手。美国最近40多年的经济成长，和信息技术产业革命在美国率先开花结果，并以此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上游息息相关。这轮信息技术革命可以称之为第五轮技术长周期，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并持续至今（表1）。在这背后，是美国在产业层面，无论是航空航天、电子技术还是网络通讯信息技术，都对半导体产业有极大的依赖。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关键产业—半导体产业等从来不吝发挥“看得见的手”进行直接的干预与扶持。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从产业层面上来看，一定程度上聚焦于半导体等“信息技术长周期”中的关键领域。
回顾过去几十年世界产业变迁的历史，美国本土很多的产业，例如，传统的制造业如汽车、钢、铝制造等，都在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从美国本土外移。但是，半导体产业却是美国牢牢守住其领先地位的产业。
美国的半导体企业除了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市场占有率方面短暂地被日本超过，在其他时间是毫无疑问的领头羊。半导体产业一直受到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呵护，可以说其发展是美国产业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
回顾历史，美国政府作为半导体产业的最大风险投资者、战略设计者，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绵长动力和绝佳生长环境。
参见专题报告【国君宏观】那些年，美国走过的半导体产业保护之路—“存量经济、效率为先”系列之一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的产业升级与跃迁与全球经济、技术长周期息息相关。
整个20世纪曾出现过全球范围曾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将其与已发生的五波技术长周期（康波）对照，制造业变迁发生的时点都出现与技术长周期的“契合”。从历史上来看，创新、技术因素是推动制造业大迁移的核心动力，而非成本结构。
全球半导体产业此前一共经历过两次产业迁徙，分别是8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90年代从日本又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表1）。
不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作为后发国家采取的发展路径符合赤松要所总结的“雁形发展理论”。即，首先利用本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对已有技术进行引进和消化，然后在成功孵化本国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之后，完成进口替代、出口成长。
对于日本来说，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信息技术周期的开启。
随着集成电路的发明和摩尔定律[1]的发现，以IBM为代表的大型计算机逐步取代老式的初级计算机，商业领域开始广泛普及。大型计算机对于其关键组成单元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可靠性要求非常高，而日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可靠性上击败美国的企业，取得了半导体产业的突破。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半导体企业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被日本超过。
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跃迁承接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三次信息技术周期的开启。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初期与日本一直有技术代差。进入到计算机小型化的第三个周期，也就是个人计算机普及时代，日本企业转型缓慢，给了韩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韩国抓住机会全力进攻面向个人计算机的DRAM产品，获得了成功。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计算机、各种终端电子设备的小型化，集成模式下生产芯片的难度、成本越来越高。过去集成一体化生产的大厂商开始寻找代工厂商来分散生产、资金压力。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台湾地区企业抓住了这个机遇，大力发展其半导体晶圆代工制造产业。
从上我们看出，一国的产业升级，不是自身的努力就能决定的，需要历史长技术周期下的机遇与卡位。而目前，似乎历史又打开了这样的“窗口”。
雅各布·范杜因（1986）以及陈漓高、齐俊妍（2011）对技术长周期的划分来看，当前属于第五波康波的衰退及萧条阶段。但是，伴随人工智能（AI）的兴起，技术长周期出现了以 “信息技术”升级为核心特征的变化，或将第五波、第六波康波衔接点，全球半导体产业也面临第三次产业迁徙的可能。产业、科技领域是新兴大国、守成大国战略上不能让的角力焦点。产业重点在哪里？可能还是与第五波、甚至第六波长技术周期技术有关。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美贸易战的中长期边界，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对中美核心问题的认知上—经济、产业关系更多是互补，还是竞争，这决定着中美贸易战甚至中美关系走向的大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