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8日，第一批自行车获得解放。在前一天晚上，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普洛佛到处张贴传单，他宣称“柏油马路被机动化资产阶级支配的恐惧“已经持续太久了”。十来个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斯普伊广场上，同时还有一些记者和警察。在警察看来，普洛佛主义者就是一群惹是生非的人。
罗尔·范杜因和路德·施梅尔帕尼克正着手将三辆黑色自行车刷成白色。正如他们传单上说的那样“白色自行车是第一种免费的公共交通工具“。传单上还说到，自行车经美化后，就会被留在大街上，让人们自由免费地使用。但当自行车被零散地放到街上后，问题就来了，警察没收了这些车。警察称，1928年的法令规定自行车必须带锁。车辆的所有权不能自由选择。
几天后，在一次街头会议上，警察命令正在给另一辆自行车上漆的范杜因停下，并企图驱散人群，但范杜因坚持自己的立场。一名警员用警棍重重地打了范杜因，这件事让白色自行车计划成了一项闻名遐迩的事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项运动，越来越多的车被刷成了白色。但警察继续没收这些车辆。
半个世纪后的北京街头满是这样的自行车。不过，这些车不是白色的，而是黄色的、橙色和银色相间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亮色。它们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并且安装了设计巧妙的锁。但是，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普洛佛的梦想。
黄色的车属于Ofo公司。之所以叫Ofo，是因为这几个字母组合起来看，非常像简笔画的人在骑车。这一系统开始于几年前北京大学的志愿共享单车计划。到今天，Ofo宣称已在世界范围内200多座城市内投放了一千万辆自行车。它的竞争对手，橙银相间的摩拜单车，则宣称已在国内外投放了7百万辆。他们说，两家公司平均每天要负责6千万次的骑行。Ofo首席运营官张严琪认为，中国可以独自承担每日3亿次的骑行。
这些共享单车与世界各地城市中类似的公共自行车的区别在于，骑行结束时，使用者无需将自行车停放到固定的泊车装置上。和最初的白色自行车一样，你走到哪里，就可以将车停到哪里；在任一地点找到车，都能立即使用。而与白色自行车不同的是，这些车有锁。但现在，Ofo 和 摩拜可能将对车辆使用收费了。
如果你有相应的app，你只要用手机相机扫描一下你想使用车上的二维码，系统会自动开锁。半小时的骑行将收取1元人民币（约0.15美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就足够了：在北京，大多数人骑行共享单车的距离都较短（见地图）。骑行结束后，你就可以离开。很快，另一位使用者就会将它骑走。如果没人骑的话，也会有获得激励的人来骑走。
Ofo和摩拜能否像设想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目前还不是很明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已经超越了普洛佛的设想。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的产物，是政治、商业、技术和设计共同塑造的产物。半个世纪以来，共享单车在世界范围内变得司空见惯。
从某些方面看，很多事情并没有改变。城市仍然由汽车主导，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但共享单车让百万人的生活改善了一点儿，容易了一点儿。它和当今世界的很多改变是异曲同工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里，数字系统提供的便捷化临时使用渠道正在取代由所有权决定的确定的使用渠道。流媒体打败了录音带，云存储击败了硬盘，赊购战胜了现金支付。
20世纪大部分时期，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种重要的成人仪式。自行车是手机出现前，一个孩子可以拥有的，最具价值也是最不受约束的个人财产。然而，它也是特别脆弱的一种。
官方数据似乎有意淡化偷盗自行车的问题，尤其是只有五分之一的自行车被盗案会报警。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美国大约每年就有150万辆自行车被偷。最近蒙特利尔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半的自行车用户都被偷过车。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零碎地偷自行车出奇的容易，因为偷来的自行车本身可用作逃跑的工具。
由于发现自行车被偷往往是在需要用车的时候，这样的犯罪十分恼人，它极大地阻止了人们使用自行车，并让他们放弃娱乐。据蒙特利尔研究显示，7%的受害者不会重买一辆自行车。笔者就清楚地记得13岁生日那年得到一辆崭新的BMX自行车时内心的惊喜，以及11天后，发现车子被偷时的心痛。直到10年后，我才重新有了一辆自行车。
这种偷盗不仅是出于生活困窘，还是因为一种诱惑力。在维托里奥·德·西卡的新现实主义经典小说《偷自行车的人》（1984）中，一个工薪阶层男子赖以谋生的自行车被偷了。在虚弱无助的时候，他企图偷一辆车，却当着儿子的面被羞辱。王小帅2001年执导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也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 一个努力上进的快递员在自己用以谋生的自行车不见之后，试图偷窃另一辆，最终他被拖进了警局。
共享单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盗窃与诱惑之间的联系。你需要用车时总可以找到车，没有所有权，不会有偷盗。正是这种想法促使Ole Wessung 在1989年时试图改良普洛佛的创意。他站在哥本哈根人行道前的空地上，他的自行车就停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正考虑用别人的自行车代替自己那辆。这是三个月内他偷窃的第五辆车了。然而，在走回家的路上，他反复考虑着一个新的想法。或许，他可以说服保险公司资助一个免费自行车计划，这样他们就不用为这么多自行车被盗赔保了。
保险公司并不愿意。但是，逐渐地，市政府却同意了。一个名为“Bycyklen”的计划直到1995年才开始启动。（施梅尔帕尼克先生成了该计划的顾问，他曾在普洛佛之后，尝试让荷兰政治家们入股共享单车，但并未成功）。该计划实施后十分成功，这主要归因于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官方参与。过去，不同于普洛佛主义者和官方作对，Bycyklen不仅得到了哥本哈根市政府的支持，同时还有旅游部、环保部和文化部的支持。
第二，Bycyklen计划认可自行车的商业价值。它和可口可乐、丹麦女童子军等赞助商合作，为共享单车打广告。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单车被设计得不再那么吸引小偷。车上的零部件不适用于其他标准的自行车，而且单车的样子很丑。
单车可以免费使用，但和使用超市手推车类似，有一个基本的定金支付系统。骑车人只需放入一枚20克朗的硬币（约合3美元），就能自动解锁一辆固定停放站内的共享单车；当他们将单车停放在另一个站点时，就可以取回这20克朗。但这样做，也并不能杜绝共享单车被滥用。2005年，笔者第一次使用共享单车，我骑着它远离了指定区域，费劲地把它拖上四层楼梯，结果撞见了倍感丢脸的房东，于是，笔者又把它拖下了楼，丢在了路边。
虽然少数窝囊的人会干出这么变态的事，Bycyklen计划还是成功了。1997年，该计划实施两年后，自行车盗窃案降到了18000起以下，而1989年Wessung 先生酝酿这一计划时，盗窃数为27000. 这种外形丑陋的共享单车一直活跃于哥本哈根街头，直到2012年，政府用整洁时髦的电子自行车取代了这些老旧的单车。
Bycyklen计划鼓舞了一系列类似的尝试，但发展趋势较为缓慢。在一些成功的案例外（在2000年年中时，许多德国城市都有了类似的计划），还有许多令人沮丧的例子。失败的原因往往是，自行车设计得不够缺乏吸引力，于是，便成了小偷的偷窃资源，而不是另一种偷盗选择。1993年，”绿色单车”计划于剑桥启动，这是英国最适宜骑自行车的城市。但到第一周结束时，大部分单车都被偷了。1994年，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两个好朋友，受纪录片中普洛佛白色单车计划的启发，收集了一些自行车，将它们刷成了黄色。这些车很快就不见了。两人继续在街上投放更多车辆，消失的也更多了。另外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尝试：斯波坎（紫色单车），麦迪逊（红色单车），波尔得（绿色），坦帕（橙色），明尼阿波利斯（黄色），弗雷斯诺（黄色）。这些城市都失败了，皮特·乔丹在其《自行车之城》一书中写到，这本书讲述了阿姆斯特丹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自行车故事。
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大型的计划，立场明确，设计完好，足以承受普遍的盗窃现象；同时，还需有人来组织，意志坚定地将其推行，而这正是巴黎在2007年所做的。巴士底狱日的第二天，巴黎市长贝特朗 ·德拉诺埃启动了 Vélib计划。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巴黎不是阿姆斯特丹”，《世界报》在前一天就已对此嗤之以鼻。《世界报》说对了，但并不完全是它所认为的那样，巴黎的确不是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单车计划失败了，而Vélib却成功了。
德拉诺埃先生能够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不仅是想将已有的自行车所有者变成分享者，他想让更多的人骑自行车。2001至2007年间，巴黎增设了261公里的自行车道。“这些大规模建设的车道正迅速地将巴黎改造得更适于骑行。”美国城市交通协会官员 Kate Fillin-Yeh如是说道。她说，当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齐全时，共享单车就能充分运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德拉诺埃先生也向哥本哈根求取经验。他不花市政府的钱，而是答应JC Decaux广告公司（该公司曾在里昂运作过一个小型的共享单车计划，有相关经验），如果他们愿意运作这项计划，就给他们1628个露天广告空间。与哥本哈根不同的是，巴黎的这一系统并不免费，但很便宜，另外信用卡支付和电子停车点也十分便捷。单车上新嵌入了传感器，便于追踪车辆，有助于确定使用状态。
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挡有进取心的小偷们。仅在运作的第一年里，就有3000辆车被盗，远超预计。但同样是这一年间，市民和游客们的骑行次数却达到了2750万次。全世界的城市——包括伦敦——都认为“共享单车”的时代来了。“和伦敦相比，巴黎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城市”Fillin-Yeh女士说。在Vélib 计划兴起之前的12年间，共有过75项共享单车计划。而共享单车地图网的Russell Meddin所管理的数据库显示，Vélib 计划之后的10年间，有近1600项共享单车上线运行。
尽管最终共享单车取得了成功，但是却并未能削弱“柏油马路被机动化的资产阶级支配的恐惧”，正如普洛佛所预言的那样。 人们骑共享单车主要是替代步行和公共交通，而不是需要开车的旅途。未来智库发现，华盛顿特区的共享单车系统对缓解交通拥堵只起到了边缘性的作用。智库承认，拥堵率下降4%，通行时间和燃油需求的减少每年可节约1.82亿美元。
共享单车的健康益处难以量化，尤其是在像北京一样雾霾严重的城市。摩拜公司发现，不管空气质量是好是差，其单车的使用率几乎是相同的，这意味着，骑自行车锻炼带来的好处会被大量吸入有毒空气抵消。但《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有关巴塞罗那的研究显示，在环境较好的城市，骑单车获益的可能会远高于出车祸和受空气污染影响的概率。
从所有权来看，目前摩拜和Ofo的兴起意味着，敢于冒险的资本家（或者，最终持股的人）掌握着城市自行车的未来。即便拥有广告商的大力支持，单车共享系统也无法支付所需的全部费用。但两家公司的主管们坚称，其依托手机客户端的无桩共享单车运营模式是十分健康的。他们表示，如果明天停止扩展业务，那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是一片赤字。
诚如其所言，两家公司纷纷提供免费骑来吸引和留住用户，为争夺市场份额，身陷血战。而投资人热切地盼望着两家公司能够合并。尽管香港纽约的分析人士都怀疑，一元骑一次的价格能否赚钱，但两家公司都坚称自己可以。他们将自行车网络转变成数据生成器，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定义城市脉搏的方式（参见伦敦地图），他们能够增加收入。数码公司已经相当了解人们的网络行为，而自行车则帮助他们追踪线下行为。停拿车辆的数据可以表明哪些商店和咖啡馆是最受欢迎的，以及在线广告是否影响了线下行为。
摩拜公司称他们并未通过分享数据谋利。但它与智库、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合作，为它们提供用户以及环境的信息，从而让共享单车系统为更好的城市规划服务。这些系统可以缓解污染和拥堵，使城市更宜居。
然而，无桩共享单车计划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数量庞大的共享单车充溢街道，连偷车都没法帮助清理；单车在公园、庭院、人行道以及所有可能的公共空间中堆积，而且往往是乱堆乱放，使得行人没法畅通无阻地过一条街。中国至少有七座城市已禁止继续投放新车辆。今年八月，旺兹沃斯（属于伦敦的自治区）没收了几十辆在街上随意停放的o单车。这些单车属于一家新加坡的公司。而新加坡早在夏初的时候就已没收了135辆单车。而阿姆斯特丹一如既往地禁止了无桩共享单车。（事实上，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所有率极高，已不必再推广骑行了）
但是，一些荷兰人仍希望自行车的使用能够更自由。他们想设计一个共享系统，其中，自行车是归人们自己所有，而不是他人、城市所有，或者是将其用作数据来源的公司所有。一名荷兰设计师，Marcel Schouwenaar制定了一个名为“公平单车”的计划。在该计划中，单车系统使用区块链模式。区块链是一种使用加密货币的新型软件，它是一种能够保证操作和交易行为不受干涉的分类账。Schouwenaar先生认为，依托区块链这种“智能合同”，用户任何满足或违背既定条件的行为都会受到监督，从而让他们建立起自主的单车管理方式。
公平单车的使用类似于摩拜单车。但是使用者不必向中央管理机构交钱，钱一直为车辆所有。若一个社区建立起这种单车共享模式，它就可以自己支付维护费用；同时，当系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可以有新的车辆。系统因此可以自行修复车辆磨损并增加使用人数。具体的维修工作以及新车辆的购买就会随机地交给登记注册过的自行车商店。至少从技术上说，自行车偷盗也不再可能。不论从哪里取走一辆公平单车，单车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当然，这样也可能减少一定的使用渠道。
Mr Schouwenaar先生希望能在明年夏天实行该计划，试点城市选在了鹿特丹，比阿姆斯特丹更适合共享单车的城市。但他也十分尊重这一理念的传统。“我们会尝试向普洛佛最初在阿姆斯特丹的设想靠近”。他的想法是将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自下而上的理念和中国大公司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全世界的自行车联合起来吧！你将从区块链中获得一切！